2006年6月9日至13日,美国糖尿病学会(ADA)第66届年会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DC)的华盛顿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糖尿病专家、临床医师和其他相关领域工作者共计15000余人参加了这一全球性学术盛会。大会共设立了8个专题,内容涵盖糖尿病的基础研究、临床诊疗、行为医学和患者教育等领域。除主题发言和专题讨论会外,还有1900篇论文以大会发言、摘要或展板的形式参与了交流。

　　 作为ADA设置的最高奖项,Banting奖颁奖仪式和获奖者演讲素来倍受瞩目。很多与会者早早等候在主会场门口,以一睹获奖者风采,聆听获奖者演讲并感受他们的魅力。2006年Banting奖得主为南加州大学Keck医学院的Bergman教授,他涉猎广泛,在数学模型、动物生理学、临床调研、疾病预测和疾病易感基因定位等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他提出的描述体内胰岛素动力学的最小模型(minimal model)计算公式已被公认为胰岛素敏感性的测定方法。他的另一大贡献是定义了处置指数(disposition index),该指数反映了胰岛β细胞对胰岛素抵抗的代偿能力,可用于预测2型糖尿病的发病危险。ADA主席Rizza教授评价他的工作“大大增进了人们对糖代谢及糖代谢在代谢性疾病中作用的理解”。Bergman教授在其题为“糖代谢‘管弦乐’中的‘和声’与‘噪音’(Harmony and Discord in the Orchestration of Glucose Metabolism)”的演讲中,形象而生动地阐述了2型糖尿病发病的病理生理学机制。

　　 另一项专为45岁以下青年工作者设立的“杰出科学成就奖”被授予Rockefeller大学的Stoffel教授,以表彰他在2型糖尿病遗传学起源方面所做出的成绩。Stoffel教授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从饥饿中学到的:2型糖尿病肝脏胰岛素抵抗的分子学病因(Learning from Fasting: Molecular Etiology of Hepatic Insulin Resistance in Type 2 Diabetes)”的精彩演讲。

　　Cure·Care·Commitment

　　 只要在出现ADA标志的地方,就有3个以“C”开头的英文单词与之形影不离——Cure(治愈)、Care(关怀)和Commitment(承诺),这3个词也正是ADA的使命所在。纵观全球,糖尿病的流行不但没有下降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ADA主席Rizza教授以“治愈、最佳关怀和完全承诺——如果这些都做到了,明天将会怎样?(Cure, Optimal Care and Total Commitment——What If They Happened Tomorrow?)”为题,重述ADA的使命,阐明完成使命的重要意义,并号召社会各界投入巨资来加大糖尿病的防治力度。他指出,如果能“治愈”糖尿病患者,则未来30年内因糖尿病引发的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危险将降低45%,相关医疗费用将减少7000亿美元;如果每例患者都能得到“最佳关怀”,则他们发生并发症的危险将降低57%,相关医疗费用将减少3250亿美元。

　　 与此相呼应的是,此次大会开幕前一天,来自美国各地的500余名糖尿病防治活动的支持者(包括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儿家长和糖尿病医护人员)响应ADA的号召,在国会山前集会,呼吁美国政府增加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糖尿病防治资金。ADA也在会场的醒目位置设立了呼吁政府增加糖尿病防治资金投入的签名牌,很多与会者在上面签名以示对该活动的支持。同时,在此次ADA年会上,国际糖尿病联盟(IDF)与ADA联合启动了“联合抗击糖尿病(Unite for Diabetes)”运动。

　　临床惰性:阻碍糖尿病控制的绊脚石

　　 难怪Rizza教授要代表ADA振臂高呼加大糖尿病的防治力度。一些关于糖尿病控制的研究结果发人深省,其中之一就是临床惰性(clinical inertia),意即医师习惯对糖尿病患者实施对症治疗,而在面对一些无症状的异常(如高血压和高血糖)时则不予积极干预。

　　 Brigham妇女医院的一项研究分析了166名医师给1244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开具的10936张门诊处方,结果发现,医师仅对26%的高血压状态实施了强化降压治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Bolen等对244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这些患者在1999-2001年间共有1347次被检出血压≥140/90 mmHg,但其中仅176次(12%)给予了强化降压治疗。

　　 一项回顾性研究对首次接受口服降糖药治疗的9416例患者进行了分析,他们接受治疗前平均糖化血红蛋白(HbA1c)含量为8.4%。结果发现,在平均服药240天后,医师才给这些患者实施强化降糖治疗(即加用另一种口服降糖药)。英国伯明翰大学医院Gough等从纳入英、德两国9600万人的大型数据库中检出仅接受胰岛素治疗的3658例2型糖尿病患者的资料,并对他们最后一次HbA1c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这些患者平均HbA1c高达8.4%,其中HbA1c达7.0%、9.0%和10.0%以上者分别占全部参试者的75.6%、32.3%和18.2%。

　　基因变异与糖尿病相关性获证实

　　 以往关于基因变异与糖尿病关系的研究虽多,但多为横断面研究,且样本量小、随访时间短。瑞典研究者在会上报告的一项纳入7061名研究对象并随访22年的研究结果,为基因变异与糖尿病易感性之间的相关性给出了更令人信服的证据。该研究显示,TCF7L2、KCNJ11和PPARG基因的4种常见变异均可有效预测2型糖尿病发病危险。这4种变异可通过不同的机制增加糖尿病发病危险,存在≥2个变异则可产生叠加作用。

　　抑郁症与糖尿病:孰因孰果?

　　 抑郁症与2型糖尿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抑郁症导致了糖尿病,还是糖尿病引发了抑郁症?会上关于此热点问题的报告很多,但结果不一。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Rubin等对糖尿病预防计划(DPP)的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抑郁症不会增加糖尿病危险,但服用抗抑郁药可增加糖尿病危险,这是首次提出抗抑郁药与糖尿病发病之间存在相关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Golden对现有分析抑郁症和糖尿病关联的文献进行总结后认为,这两者互为因果。而Kaiser Permanente的Glasgow等则认为,两者孰因孰果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对同时存在这两种疾病的患者进行治疗。他们建议优先治疗抑郁症,因为对于糖尿病这样一种需要患者自己控制生活方式,甚至控制用药剂量的疾病来说,抑郁症的存在会对糖尿病控制产生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

　　新靶点药物:糖尿病治疗新希望

　　 虽然糖尿病的流行趋势和控制现状都很令人堪忧,但可喜的是,一些针对新靶点的药物,如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类似物、二肽基肽酶Ⅳ(DPP-Ⅳ)抑制剂和白介素1(IL-1)受体拮抗剂等的研究进展让人看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新希望。

　　 GLP-1是进食后胃肠道分泌的一种肽类激素,其可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及释放、降低血胰高血糖素水平、延缓胃排空并促进胰岛β细胞的生长及再生,但天然分泌的GLP-1半衰期很短。为获得GLP-1样作用,长效GLP-1类似物和抑制天然GLP-1降解的DPP-Ⅳ抑制剂应运而生。会上报告的多项关于GLP-1长效类似物liraglutide和DPP-Ⅳ抑制剂(vildagliptin和sitagliptin)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两类药物在调节血糖和改善胰岛β细胞功能方面的疗效。

　　 炎症在糖尿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瑞士研究者公布的一项纳入64例2型糖尿病患者、历时13周的研究显示,一种以特异性炎症介质IL-1为靶点的新药——IL-1受体拮抗剂Kineret可有效调节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并改善胰岛β细胞功能,其降糖作用可与上述两类以GLP-1为靶点的药物相媲美。

　　 本报将邀请国内参会专家就本次大会重要专题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并以“ADA 2006年会特刊(会议快讯)”的形式于7月27日刊出,敬请关注。